欧元区国家必须找出方法分担财政重担，并将部分财政权利与欧洲中央银行联结。如要达成目标，需要巨大、复杂且胆识过人的政治决策。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两位美国学者萨金特(Thomas Sargent)及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平分，他们对研究宏观经济与经济政策关系有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两人研发出多种计算方法，通过分析历史数据，解释了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及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因果关系。

瑞典皇家科学院更指出，两人研发的方法是分析经济政策及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并被全球的研究人员所采用，两人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西姆斯根据经济学的VAR模型(向量自我回归模型)研究市场的短期冲击，如央行加息或其他未能预期的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萨金特则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同为新古典学派的领导者。所谓新古典学派，其重要主张之一是 “理性预期假说”，即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会根据所有可取得的信息去形成预期，并根据该预期进行决策。人们的经济行为除了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也会考虑政府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当政府的政策为民众充分掌握而产生预期，这种情况下的政策将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唯有政府政策是出乎民众所能预期，这种政策对经济体系才会产生实质效果。这项理论进一步衍生出的，就是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而应让市场经济自动调节。

一提到让市场经济自动调节，有些传媒就如灵魂上身，认为美国两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多余的，扭曲操作是多余的，救欧债危机也是多余的。总之政府做什么都多余，让市场搞定便是。

这两位新晋诺奖得主是否持相似的观点呢？他们是否会开出新药方？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的访问，萨金特表示：“欧洲现在的欧元问题，全都和大家期待别人会怎么做有关。”他强调，他和西姆斯都不能为今日的危机提出简单解药。

西姆斯提到，对于当前世界金融的困境，“要是我知道简单的解决方法的话，我就会向全世界宣传……但是很不幸，我得花很多时间慢慢钻研数据”。

不过，两人在其他场合上表示，欧元区危机的解决方法，从经济上来看非常明显，问题主要在于政治。

萨金特在普林斯顿的新闻发表会上说：“从经济理论来看，欧洲和欧元并没有出现什么新问题……难的是政治。”

萨金特指出，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简直瘫痪，最初的13个州仍是主权政府，每个州都能自主征税、印钞票。与此同时，新生美国的中央政府非常薄弱，尚未成立中央银行，也还没有征税权。各州和中央都有各自的债务，听起来就像欧洲各国发行债券。而美国13个州在1787年团结起来，把各自的债务整合在新联邦政府之下，并允许联邦政府征税偿付债务利息。这段历史就是为欧元区指引迷津的明灯。但他也说，如要达成目标，需要巨大、复杂且胆识过人的政治决策。

西姆斯则指出，欧元成立之初，虽然有中央银行，却没有统一的财政管理机构，这令人质疑。要是财政、货币合作的需求出现，该怎么办？

西姆斯表示，欧元区国家必须找出方法分担财政重担，并将部分财政权利与欧洲中央银行联结。他补充，把疲弱不振的国家踢出欧元区，如现在常指的希腊，并非解决之道，而且不切实际。

由上述言论可见，两位经济学家并不认为政府在危机中无用武之地，而是大有可为。

如果没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没有1998年的金融大鳄冲击香港，我也认为政府不应多干预，应让市场自己搞定。但如果真出现了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或系统要倒时，政府不干预便是失责，是有负人民所望。这时政府仍不管，跟士兵阵前开小差没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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