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机构，各种各样的产品，各种各样的模式。其中不乏有很多天外飞仙的神来之笔。不过归根结底只有两端，资金端和资产端。角色主要有三类：创造者，发现者和决策者。创造者创造价值，发现者采集加工信息，决策者进行最终判断。

韩愈经典名篇《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是价值创造者，伯乐是发现者。而这句话中隐藏了决策者这个角色，其实这也是链条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马说》中的决策者，即当时伯乐的老板，时任楚国CEO楚穆王。这位决策者本身也是位非常出色的发现者，就是他力排众议的钦点了楚国的下一任CEO——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

在资管领域，私募基金管理人就是创造者，很多金融机构，比如券商、银行这类资金方是决策者，一些第三方机构比如晨星研究院、央证金研院扮演的角色就是发现者。在资管时代的早期，很多时候发现者和决策者的身份往往是重叠的，甚至有时候三者的身份经常发生叠加，界限非常不分明。而随着资管行业的发展，不管是行业本身还是监管机制都越来越完善，信息量的扩张和更新速度在呈指数级的提高，对各类角色的探索深度要求不断提升，对于身份的边界定义越来越清晰。

决策者（资金方）：规模与难度并进，引导与合作共存

典型机构：工商银行，中信证券

在资管行业规模上，2015年美国资管行业规模是GDP的3倍，英国是2倍，而中国资管规模在2016年才刚刚超过GDP，并且还保持着很强的上升势头。在监管合规层面，虽然整个金融市场进入了严监管的时代，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取消了保本保收益型产品，资金属性的迭代带来了大量的专业性资管人才缺口。如何判断净值型产品的投资价值成为了诸多金融机构的重要议题。资金体量的不断成长和专业判断人才的缺失，给决策者们提出了相当的难题。所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资金方和管理人（资产）之间势必要由发现者引导对接。而发现者在这一过程中所积累的数据储备、分析框架、品牌价值又将为其树立不断强化的比较优势。

发现者（第三方机构）：承者领千金之诉，启者接万户之求

典型机构：晨星研究院，央证金研院

发现者在行业链条中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要了解资金方的诉求，一方面又要对管理人有专业的判断。目前协会备案的证券类私募基金管理人超过8500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时代抛下，搭上时代班车的管理人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前进路径，这路径的演变又会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创始人决策、团队制度、LP要求、行业变化、总体规模、收益情况等等等等，每一种因素可能都会让路径产生巨大的偏移。所以针对管理人持续有效的信息跟踪就越来越重要。庞大的基础信息、快速增长的增量信息，还有各种不同渠道的噪声信息，对选择和决策造成了巨大的难度。由此发现者的价值体现的越发重要。优秀的第三方机构需要有专业的判断能力能够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提取核心内容，再进行分析得出阶段判断；还需要持续的与管理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获取从产品到团队的更新情况——不是走马观花的过场，而是能够从不同角度的深度交流综合研究得出未来一段时间内产品和团队的发展预期，在有潜在风险发生时要及时提示预警。这些预警的信号不仅仅限于产品净值的低迷走势，还包括核心团队的股权变动，创始人购买的一组昂贵的沙发，甚至是投资总监的一条看似无关紧要的朋友圈。

创造者（私募基金）：大浪淘沙，去糙取精；千帆并举，百舸争流

典型机构：千合资本，九坤投资

我们看到近几年私募基金的发展变化，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暂告一段落，转而进入L型走势。在行业而言，爆发性红利期已经过去，当下是不断洗牌，大浪淘沙，在个体而言是不断成长发展迭代颠覆。这在量化投资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从2014-2015年的一波发展高峰，到2016-2017的持续清洗，幸存下来的管理人积累了越来越明显的品牌和规模效应，他们拉开了量化投资成长期的序幕。一家早期量化私募团队一年的运营成本可能仅数十万，一些大型量化私募基金每年仅在数据的投入就可达数百万，更不用谈IT、投研团队的高额建设成本。这种平台化发展和规模效应让一他们筑起了相当的护城河。然而如同很多传统巨头的发展过程一样，纵然城墙高稳，也难保祸起萧墙之内——过快的发展速度和无法匹配的建制很可能会导致大型私募的分崩离析。

华尔街经过两百年的经营已经诞生了规模超过千亿甚至万亿美元的私募基金巨头，而中国规模最大的证券类私募基金也还未突破千亿人民币的管理规模，过百亿规模的也是凤毛麟角。可预期的未来，随着行业的发展，诞生千亿巨头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对于管理人而言，打造这样的企业任重道远。

2018年是变革的一年，全球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而言，积极适应并拥抱变化，是最佳的应对策略。在资管行业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清晰的产业路径，看到了卓著的发展愿景，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未来的铺设。这个节点，是资管行业最好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