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指出：与网络传言不同，我国社保缴费率并非全球最高。文章中详细列出了部分国家社会保险缴费与享受福利情况，并总结到“我国社保名义缴费率在173个国家或地区中位列13……并不是最高的。”

虽然文章在最后提及了我国 “仍需提高保障水平”，但遗憾的是，文章有关社保问题的讨论并未将我国社保的真实现状清晰展现，也难免会引起网络上如潮般的抨击。

首先，衡量一国社保水平之首要因素，是社会保障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重关系，其结果也代表着社会保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2009年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总量的2.2%，2011年时为2.4%，而美国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在16.8%左右，日本为13.7%，瑞典和芬兰甚至分别达到了35%和38%。有趣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保缴费率”可都比中国要小，如美国甚至不到中国的一半。这说明什么？这意味着我国国家财政为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远不及企业和个人，虽然我们的企业和就业者支付着全世界排名13的社保缴费率，却由于国家财政支出“不给力”，导致总体社会保障水平停滞不前。另外一个数据也能有力证明这一点：社会保障支出仅占我国财政支出12%，远低于西方国家30%至50%的比例，即使是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比例也在20%以上。

其次，养老福利一向是衡量一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指标，而衡量养老福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养老金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根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基本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然而我国养老金替代率仅为58.5，仅略高于“最低标准”。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替代率数值是被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拉高的，实际上我国普通城镇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只有30%左右。

甚至，即便我们不计算社保支出，也同样可以真实观察到我国社保水平之高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中国52%的高储蓄率世上少有”，而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丹麦等国家都没有超过6%。有的甚至还是负储蓄率。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社保体系对储蓄率的影响：一是和中国同样缺乏完善社保体系的印度，其家庭储蓄率也达到了22%；二是当瑞典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普遍养老金计划后，储蓄率从7%下降到低于l%。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既高于代表福利制度的瑞典，也高于代表自由市场的美国。但我国国民既未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还要将个人收入的11%上缴社保（瑞典仅为7%）。这正是秦晖等学者论证我国“负福利”现状的最有力证明。